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王国出兵攻陷了大唐在西域的十八个州，进而占据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战报传来，大唐朝野一片震惊。高宗不得不下诏撤销了安西四镇，随后任命名将薛仁贵为主帅，以郭待封等人为副帅，率十余万大军西进青海湖地区，准备在讨伐吐蕃的同时协助吐谷浑复国。
然而高宗绝不会料到，他这次指定的副帅人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西征军进抵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时，按照薛仁贵原来的战略部署，是让郭待封率两万人在大非岭上筑营固守，保护大军的辎重和粮草，然后由他本人亲率主力进击乌海（今苦海）方向的吐蕃军队。如果郭待封按此计划行动，或许就能避免后来那个可怕的失败。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当薛仁贵率部在河口大破吐蕃前锋时，郭待封却放弃了大非岭，擅自带领辎重部队继续前进，终于遭到吐蕃二十万大军的伏击，辎重和军粮丧失殆尽。薛仁贵闻讯，连忙退守大非川。然而就在此时，吐蕃国相论钦陵亲自率领的四十万大军已经把唐军团团包围了。经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之后，唐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郭待封等将领被迫与吐蕃议和，才得以保住性命。随后，朝廷派出特使将他们押解回京。虽然高宗念在他们以往的功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但均将他们革职除名，可惜薛仁贵的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于一旦！
大非川之败，一举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的神话，成为唐朝对外战争史上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捩点。究其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副帅郭待封自恃为名将之后，根本不服平民出身的薛仁贵的统辖，致使两人在战略战术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其次，唐军士兵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海湖地区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从后面这点来看，此时唐军士兵的身体素质显然远远不如贞观时代。当年李靖、侯君集等人平定吐谷浑时，同样也是在青藏高原上转战数千里，大小数十战，最后仍然取得了全面胜利。由此可见，唐朝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在高宗执政的中后期由盛而衰，其内在原因之一，就是兵员素质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
正当唐帝国在西线遭遇吐蕃严峻挑战的时候，东方的局势也出现了逆转。
由于高宗朝廷在帝国疆域急速扩张的同时，对各羁縻州府缺乏同步的强有效的治理，并且在各占领区驻扎的军队数量也很少，从而导致本已臣服的这些周边地区迅速掀起了一股叛乱和复国的浪潮。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丽贵族剑牟岑拥立原高丽国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首领，起兵反叛。唐朝随即派遣高侃出兵镇压。不久高丽内部爆发内讧，安舜不满于傀儡地位，刺杀了剑牟岑。由于严重的内部分裂导致了高丽反抗军元气大伤，于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高侃先后在安市城、白水山大败高丽反抗军。然而，就在唐军即将平定叛乱的节骨眼上，历来臣属于唐帝国的新罗突然与唐朝反目，不仅收留了逃亡新罗的安舜，公然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而且陆续出兵占领了原属百济的一部分土地，其称霸朝鲜半岛的野心昭然若揭。
除了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之外，国内形势也令人担忧。从咸亨元年三月开始，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旱情，到了八月，关中又遭遇严重的干旱，导致京畿地区出现饥荒，朝廷不得不让百姓前往各州逐食，同时也准备把朝廷暂时迁往洛阳，以解决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饭问题。
国家如此，武后个人也同样面临危机。
首先是她在外朝的心腹都相继离去。如李义府早在几年前就被流放远地、死于贬所，而袁公瑜也是被一贬再贬，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其他的几个“翊赞功臣”也都已病故，剩下最后一个死党许敬宗，又在这一年三月因年老体衰而不得不致仕。这些人都是武后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没有了他们，武后自然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
其次，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也在这一年九月病逝。这位长年诵经礼佛的老太太活了九十二岁，虽说如此高寿已属人间稀有，但是她的亡故还是让武后感到了极大的悲伤。因为这么多年来，母亲杨氏始终是她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她争夺皇后之位的关键时刻，母亲不仅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而且还不顾年迈亲自出面奔走，这一切都让武后一直深怀感激。此外，在武后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沾着亲人的鲜血，如长女安定公主，姐姐韩国夫人，外甥女贺兰氏，同父兄武元庆、武元爽，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无不是死在武后的手中。当亲情在政治的碾压下近乎完全泯灭的时候，母亲杨氏无疑是武后唯一的情感慰藉和亲情寄托。
如今母亲终于驾鹤西去，而国家忧患又与个人危机同时袭来，顿时让武后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之中。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笃定地认为，凡是出现重大天灾，必是人事出了问题。所以当这一年国家突然遭遇内忧外患时，朝中许多对武后心怀不满的大臣便借机发难，纷纷把矛头指向武后，宣称天下大旱必然与皇后专权有关。

高宗宣布辍朝三日，为武后的母亲杨氏举办了无比风光的高规格葬礼——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卢承庆主持丧葬事宜，特令宰相戴至德持节吊唁，又命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外朝诰命夫人，都必须前去吊丧哭拜，并送葬至渭桥；葬礼规格等同亲王，墓碑由高宗亲笔书写。稍后，又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封杨氏为太原王妃，谥号忠烈。
至此，武后又一次以她那绝顶高明的政治手腕化解了危机，并且强化了“二圣临朝”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其实，平心而论，武后在掌控朝政的这些年里，大多数时候确实是在帮高宗打理政务的，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个人的小算盘。
要是从显庆五年高宗患上风疾算起，武后参于朝政已经整整十年；就算从麟德元年的“二圣临朝”算起，武后垂帘听政也已经六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武后既没有在外朝培植新的政治势力，也没有引进任何强势干政的外戚。单凭这一点，武媚这个辅政的皇后也算当得尽职尽责，并没有多少值得诟病和指摘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高宗才会越来越倚重她。
当然，武后表现得如此谨慎和内敛，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博取高宗的信任，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她的外戚力量先天不足——那几个同父兄和堂兄弟老早就被她搞掉了，他们的儿子也均遭流放；如今唯一一个在朝中任职的外戚，就是她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